无缝钢管称金砖国家跨出金融安全合作第一步

　在美国依然握有全球金融主导权的情势下，代表全球经济增长新兴力量的金砖国家，既要谋求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治理机制改革中的话语权，更要以成立“联合外汇储备库”为契机，扎紧本国金融篱笆，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搭建基于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表示，金砖国家已就建立应急储备的相关安排，包括储备安排的规模、承担比例、运作机制、治理结构等基本达成共识。五国已同意创建总资本为500亿美元的“金砖银行”，各国分别出资100亿美元。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对拟建银行享有同等控制权，有望消除各国在银行融资与管理上的分歧。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建立1000亿美元规模的“联合外汇储备库”，中国将向金砖应急储备安排(CRA)提供大份额。

　　正如易纲副行长所言，当前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流出频繁，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比较大，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有利于增强有关国家的信心。

　　当前在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既有发达国家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产生“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的因素，更有上述国家经济基本面恶化，抵御国际资本冲击能力较弱的因素。假如上述国家没有配套应对方案，不能通过建立金融应急机制来防范金融风险，谁能保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重演？

　　自2008年9月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差不多5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依然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全球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姑且不论经济安全边界较低的中小经济体，连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乃至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云集的欧元区，都应冷静思考一个严肃问题：今日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国家又有几个？

　　毋庸置疑，握有全球外汇储备75%的金砖国家，已成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某种意义上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部分削弱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同时，也为新兴经济大国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而在一向极为看重趋势变迁的西方战略家看来，一旦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完成工业革命，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的精英意识不断上升的上述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不会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会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不过，尽管新兴经济体有望在业已启幕的全球金融秩序变迁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在握有诸多机制化霸权手段的美国面前，新兴经济体要提升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地位目前并不现实。作为此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自危机发生以来一再推出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债务上限谈判还是 “量化宽松”，本质上都是对外转嫁风险并向各国分摊危机成本的掠夺性政策安排。偏偏在既有的秩序框架下，美国在推出上述经济政策时很难受到强有力的约束。

　　为此，在美国依然握有全球金融主导权的情势下，代表全球经济增长新兴力量的金砖国家，既要谋求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治理机制改革中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更要以成立“联合外汇储备库”为契机，率先扎紧本国金融篱笆，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搭建基于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有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投机资本的炒作因素，更是由于本国不恰当的经济政策所致。因此，新兴经济体要防范危机首先必须找到自身的病因，摒弃急功近利的经济赶超战略，采用审慎、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监管水平，稳定市场预期与信心，唯其如此，才能镜鉴往昔教训，跨越金融危机“陷阱”。

　　长期以来，以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制造业出口，政府保持着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的积极乃至过多的干预，并隐含着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的担保，致使关系贷款盛行。尽管这种赶超策略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但由于上述国家普遍缺乏一整套支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所以权钱交易、不良贷款现象甚为普遍。政府的隐含担保，导致企业乃至国家的负债率非常高。如若实行资本管制，较小的外债规模尚可控制；但一旦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其脆弱的金融体系极易被攻破。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双高”问题，一旦经济陷入低迷，会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在传导效应下，风险会被急剧放大，直至失控。特别危险的是，新兴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在国际投行的诱使下，还普遍采取宽松的引资政策与过快的金融开放政策，投机资本大量涌入，导致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极易滋生金融泡沫。一旦热钱回流，泡沫很快破灭。因此，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各国迫切需要检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战略，亟需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技术的进步上。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如有系统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处理好开放进程中政策之间、体制之间的协调，新兴经济体完全能在金融开放中越过危机的“陷阱”。非常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普遍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与高水平的金融专才，在管理衍生工具市场方面往往无能为力，对金融机构与市场中介的运营控制普遍较弱，更难以对分散在全球市场上表现活跃的超级投行所从事的风险活动做出精确的评估。

　　所以，要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新兴经济体亟须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在金融市场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说，即将成立的金砖国家“联合外汇储备库”，是金砖国家向广大新兴经济体提供金融安全保证的第一步。